1982年11月初，华灯刚亮，京城西长安街旁的红色电话骤然响起，值班秘书迅速记录下一行字：“广东海丰、汕头两地涉贪案，速立专案。”落款：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电话挂断，夜色沉沉，可一封封电报已飞向南粤。 广东沿海在改革开放后最早尝到市场甜头。毗邻港澳，外贸小港口如雨后春笋，走私、代购、夹带混杂其间。汽车、录像机、牛仔裤，一船船靠岸，一车车上路。外地人将海丰戏称“东洋货仓”，本地人自己则开玩笑——“家家有日本，而县委楼里更好卖”。笑话背后，是草蛇灰线的腐败暗流。 王仲出生于1931年，祖籍潮汕平原。17岁参加革命，打过土改、修过水利，1960年代就已是公社书记。老党员、老功臣，基层公认“敢闯敢干”。1978年，他被提拔为海丰县委书记，当时才四十出头，精神锐利，敢在会上拍桌子。没人预料到，短短几年后，这位被寄望带头闯改革的干部，会走上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拐点鲜有人留意，只因极其平常。1979年秋，县广播站的张姓播音员想去香港探亲，审批卡壳。张某无意间得知，王书记的夫人陈巧兰正想买台电视机，便托人找来一台17英寸黑白机。那天深夜，电视机被抬进王家小院，第二日上午，张某拿到了盖好大红章的“港澳通行证”。事情就此翻篇，可王仲的心门却被这台电视推开了缝隙，“原来伸手如此容易”。 有人总结他后来收礼的速度：彩电一台不过半年，冰箱一个月就到手，高档手表像订杂志似的按月更新。两年光景，他手里已攥着价值逾万元的票据和实物，折合普通干部分管三辈子工资。对他而言，这笔数字不过提升了生活的色调，代价却是悄然松动的底线。 1980年初，省委对汕头地区政法工作进行调整，王仲被调任地委委员、政法委书记，兼管海上缉私。手里多了公章、枪支配备、海事通行证，他的“闷声发财”被推向新高度。每逢截获走私货，他总要亲自到码头查看。外人眼里，这是负责；知情人却懂，他在挑货。 那年夏夜，汕尾联检站缴获一批外来船只：瑞士表、索尼录放机、法国香水堆成山。王仲站在船仓里，一枚枚掂量手表，扭头对随行干警说了句：“想要的自己挑，算给大家的奖励。”一名年轻警员嘟囔：“这怕是违规。”王仲冷眼一扫：“还想升职不？”气氛立刻凝固，那人再不吭声。 此后数月，王仲家堆满“战利品”。妻子被调进区民政所，方便“手续走得快”；长子进公安，次子进法院，大女儿进检察院，一门皆“政法人员”。表面是法网密布，实则穴蚀其内。有人暗中写信举报，信件先被拦在当地组织部门，又被压在案头。王仲懂得笼络：逢年过节酒席连连，海鲜佳酿不断，人事调动照顾周到。短时间内，海南、香港、汕头的商贾都知道，想要过货，先拜访“王书记”。 然而，案卷终归要翻开。1982年春，中央推开对走私、投机、贪污的专项整治。海丰、汕头的数据异常：外贸进出口口岸报表数字与海关截获差距巨大。与之伴生的，是工人、教师、渔民匿名上书：“守门人亲手撬锁”。这些信件夹带在其他材料中，陆续送抵北京。 陈云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素来重视党风。6月的北戴河办公会议间隙，他听取广东情况汇报，三次追问“王仲是谁派的？年龄多大？简历查清了没有？”王仲43岁，老华东野战军出身，这层履历本可为其增分，却在那张贪婪的网里变成沉重砝码。陈云拍案：“立即查，他若真有问题，一个也守不住！” 专案组南下。调查自下而上开展，起初遭遇封锁，人员调取卷宗屡屡受阻。省级领导被追问得汗颜：“中央来人了，动真格的。”一个月后，关键突破出现：海丰储蓄所交出14个存单，金额合计6.9万余元，户主写着王仲亲友之名。再比对走私物资清单，263块手表、17台收录机、成捆港元、英镑，账目混乱但实物俱在。证据铁板一块，再无人能替他遮掩。 抓捕行动在8月24日清晨展开。警车驶入汕头地委大院，王仲尚在办公室批示文件，袖口闪着劳力士金表。听到脚步，他抬头，仍摆出官腔：“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办案人员出示逮捕证。王仲面色骤变，嘟囔：“我是老党员，立过功……”专案组成员回敬：“正因你是老党员，才更不能坏党的名声。”这一句，留在走廊上空，沉重无比。 案件进展直通中南海。10月，中纪委形成报告：王仲在任海丰县委书记、汕头地委政法委书记期间，受贿、侵吞、私分走私物资，情节特别严重；为家属安插职务，排斥异己，破坏党纪国法。陈云在批示里写下八个字：“依法惩处，绝不姑息。” 进入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特别合议庭。庭审只对少数干部代表和媒体开放。公诉人列举九大罪证：包括收受贿赂、私分罚没物资、指使家人倒卖走私品等。王仲曾试图推脱，称“多是领导默许”，但银行存单、账本、物证一一送到案前，他再无言辞。法庭宣布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行刑日期定在1983年1月17日。地点：汕头市人民广场。当日晨雾未散，17辆卡车载着涉案同案犯缓缓驶入，人群如潮。王仲被押在第一辆车上，双手反扣，囚衣袖口已无手表，却依旧露出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