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赣南于都南部山区，一间破旧的农舍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谁也不看谁。屋外的雨下了好几天，山路上全是泥浆，远处的枪炮声断断续续。屋子里的人刚刚吵完一架。个子高一些的那个把一条伤腿架在板凳上，伤口还在流脓，脸色蜡黄。对面那个三十七八岁、工人出身的书记，脸涨得通红，手按在桌面上，没说话。 陈毅把话说得很重。他说项英“五心不净，要输个干干净净”。这句话不是骂人的脏话，是陈毅对项英军事指挥状态的一个判断。五心不净，就是拿不定主意，又想打又想走，又想守又想撤，来回摇摆。陈毅的意思很直接：你再这么犹豫下去，我们这些人全都得死在这山里。 项英是湖北武昌人，1898年生，比陈毅大三岁。他十八岁当工人，1922年入党，一直做工运工作，是中共党内有名的工人领袖。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强调中央领导机构里要有工人成分，项英以工人出身的背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中共中央的核心成员。斯大林亲自送了他一把手枪，项英一直带在身边。 项英进中央苏区之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副主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项英被留下来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留守苏区的最高负责人。 两个人搭班子，从分工上看是合理的：项英主党，陈毅主军。但问题出在，项英是书记，是第一把手，军事上的最后决定权在他手里。而项英对军事指挥，基本上是个外行。 分歧从主力红军刚走的时候就开始了。 1934年10月，项英在留守干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把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区域构建阵地，坚决保卫中央苏区。他计划创建一个新的军团，扩编为红三方面军，还要建立新的军校、兵工厂和医院。他对留守的干部们说，主力红军很快就会打回来。 陈毅当时腿伤未愈，是被人用担架抬来开会的。他听完项英的部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主力不可能回来了。十万主力都没能挡住蒋介石，靠我们这一万多人能挡住吗？他主张把领导干部和部队分散到各个游击区去，化整为零，打游击。 项英不接受。他说，这么大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这么白白送给蒋介石，我不甘心。他坚持要死守阵地，说敌人来了不勇敢斗争选择逃避，是懦夫。 两个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拧上了。 项英的固执很快付出了代价，国民党军北路部队在推进过程中，一开始摸不清红军的底细，还在慢慢爬，不敢冒进。但红军集中兵力的部署很快被察觉，国民党军开始加速推进。1934年11月底，项英命令红二十四师在瑞金与会昌之间的牛岭迎击国民党军。这一仗，红军投入了五个团的兵力，对手只有一个团。 结果是，五个团被一个团逐个击破。阵地守不住，部队被打散，伤亡惨重。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里写下了四个字：“战斗打得像儿戏。” 牛岭的惨败让项英不得不承认，阵地战打不下去了。但他并没有立刻转向陈毅提出的游击战方案。他仍然在犹豫，今天想打，明天想走，部队在几个方向之间来回调动，消耗了大量体力和弹药。陈毅看着这一切，越来越着急。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机关转移到于都南部山区。这个时候，苏区的县城已经全部落入国民党军之手，瑞金在1934年11月10日陷落，于都11月17日陷落，会昌11月23日陷落。留守的部队被压缩在于都南部一小块区域里，四面都是敌人。项英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分兵。 陈毅忍不住了，他找到项英，当面把自己的判断摆出来：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分散突围去打游击，要么被敌人围死在这里。他说项英“五心不净”，意思是项英的指挥状态一直在摇摆，没有一个清晰的决心。项英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他认为陈毅是“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两个人吵得很凶。陈毅后来用“五心不净，要输个干干净净”来形容项英当时的状态。这句话说得很不客气，但陈毅不是在骂人。他是在说一个事实：项英在军事指挥上的犹豫，正在把所有人往死路上推。 分局委员贺昌出面打圆场，劝陈毅多听项英的，说项英是这里的一把手。陈毅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心里清楚，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935年2月，中央分局终于召开了禾丰会议，决定分九路突围。陈毅和项英一起率部向赣粤边的油山方向突围。突围的过程极其惨烈。贺昌在会昌激战中腿部中弹，见无力脱身，举枪自尽。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掩护战友时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九岁。瞿秋白在突围中被俘，后来在长汀就义。 九路突围，只有三路闯出了包围圈。大部分留下来的人，死在了1935年的春天。 陈毅和项英一起突围到了油山。在那里，他们跟先前到达的李乐天、杨尚奎部会合，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项英在经历了牛岭惨败和突围的巨大损失之后，终于彻底放弃了阵地战的思路，接受了游击战的方针。1935年4月，他们在油山的长岭村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游击战争方针。 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