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毛新宇带着妻子专程赶到上海华东医院，探望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 老人脸上满是岁月刻下的皱纹，眼神却依旧清亮，这是她第一次把藏在心里七十多年的事说出来。 她说要不是1988年有中央首长通知她保密期限已满，这个秘密她打算带进棺材，见到马克思再讲。 说起当年的事老人声音发颤，几度哽咽说不出话，坐在一旁的毛新宇静静听着，眼睛也泛起了泪光。 这位老人名叫李云，是当年中央特科的优秀女特工。 她从小眼睁睁看着家国破碎，还在租界见过那块扎得人眼睛疼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份屈辱她记了一辈子。 她暗暗发誓，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让穷人能过上翻身的日子。 后来她参加党训班学习，没多久就入了党，说起参加革命的初衷，她说的话特别实在。 家里穷读不起书，穷人要想出头，只能跟着共产党走，没那么多虚头巴脑的说法。 1932年春节前后，她被选去中央特科工作，她向来守规矩，配合丈夫徐强工作的时候，不该问的绝对不多问一句。 加入特科没多久，她接到第一个重要任务，策反国民党军官惠东升。 她摸了好久的底，发现惠东升虽然身在国民党，却看不惯那帮人腐败享乐的做派，也不反共，本来就对共产党有好感。 她和徐强一步步拿下了惠东升的信任，不仅拿到不少重要情报，还拿到了国民党围剿红军第四次行动的完整计划。 这份计划及时送到党组织手里，给后续作战帮了大忙，这一年李云才17岁。 没过多久身份暴露，李云和徐强一行人不得不紧急撤到上海，惠东升却因为“通共”的罪名被国民党杀害了。 1935年，徐强找到李云，给她安排了一个新任务。 让她上街去找两个男孩子，是烈士后代，兄弟俩形影不离，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左右。 李云那时候不知道两个孩子的身份，可她心里清楚，这兄弟俩肯定来头不小，必须安全找到他们。 李云猜得没错，这俩孩子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 当年杨开慧在长沙牺牲，三个孩子随时都有危险，毛主席忙着领导红军反围剿抽不开身，就让毛泽覃想办法把孩子接到上海。 毛泽覃也走不开，最后这件事落到了毛泽民头上，毛岸英见到叔叔的第一面，绷了好久的情绪直接崩了，抱着叔叔哭着说妈妈走了。 为了孩子的安全，兄弟俩加上小弟弟毛岸龙，被秘密送到大同幼稚园。 幼稚园园长董健吾表面是牧师，实际是地下党员，园里的孩子大多是革命后代，保育员都是干部家属，算是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了。 在这里，三个孩子慢慢找回了孩子该有的样子，毛岸英还写信给家里说这边的生活，说一切都好，就是小弟弟岸龙睡觉不老实总踢被子，字里行间都是超出年龄的懂事。 1931年5月，毛泽民奉命去中央苏区工作，毛岸英还托叔叔带了一封信给父亲毛主席。 毛主席一直惦记着三个孩子，收到信高兴得直说岸英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可没隔多久，毛岸龙突发高烧上吐下泻，确诊是急性痢疾，当天晚上就走了。 后来顾顺章叛变，组织担心幼稚园的秘密泄露，干脆解散了幼稚园，把孩子们全都转移走。 董健吾看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就把俩人接到自己家里住，让前妻黄慧光照顾他俩的日常。 一开始上海党组织每个月会给十块大洋补贴，日子勉强能过，后来革命斗争越来越激烈，党组织被破坏，经费也断了。 董健吾和上级失去联系，断了所有经济来源，为了撑着一大家子，只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当掉。 黄慧光也放下身段去干粗活重活，赚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 黄慧光一个人要照顾六个孩子，还要担着随时被抓的风险，天天累得直不起腰，偶尔忍不住发点脾气，也是真的难。 毛岸英兄弟寄人篱下，早就比同龄孩子敏感早熟，不想再给人家添负担，俩人商量之后干脆离家出走，自己讨生活。 那时候俩人年纪小，没地方去，先去了一家烧饼铺当学徒，说是学徒其实就是免费打杂。 每天天不亮就被叫醒，毛岸英要提着篮子去市集采买，毛岸青要帮着看店家的孩子，天天累死累活还吃不饱，动不动就被店家打骂。 后来毛岸青被店家儿子欺负，毛岸英忍无可忍出手帮弟弟，结果俩人直接被赶出了烧饼铺。 没地方去，俩人就找了一座破庙栖身，毛岸英找了卖报的活赚钱填肚子。 卖报也有规矩，划分地盘，毛岸英刚去不懂规矩，去人多的地方叫卖，动不动就被地痞流氓欺负。 实在没收入的时候，俩人就在大桥边帮人推推车，换几个铜板买口吃的。 后来毛岸青在报纸上看到毛泽覃牺牲的消息，气得拿粉笔在电线杆上写反帝标语，被法国巡捕打得昏死过去，还是路过的黄包车工人心软，把他俩拉回破庙安置。 李云找了兄弟俩好久，上海到处都是特务眼线，找错人不仅自己暴露，还会害了孩子，只能小心翼翼慢慢找。 那天她走了大半天，肚子饿得咕咕叫，就到城隍庙附近的粥摊准备吃点东西再找，刚坐下就看到粥摊边坐着两个男孩子。 不管是年纪还是形影不离的样子，都和徐强说的一模一样，她问旁边看热闹的老百姓，人家说这俩兄弟住破庙，天天吃不饱，也不爱说话。 李云赶紧请俩孩子吃了饭，全程俩人也没说一句话，李云知道人多眼杂，也不多问，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