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38年春天，皖西山沟里来了个“叫花子营” 1938年3月，皖西霍山。 山里的春天来得很慢，田埂上的草芽刚冒尖，冷风还在往人骨头缝里钻。一队三百来号人的队伍沿着山路走过来，远远看过去灰扑扑一片，分不清哪是衣服哪是土。 走近了才看清楚——这帮人穿得真叫一个惨。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袖口磨得发光，有的连扣子都掉了，用草绳随便一扎。扛着的武器更是寒碜，长枪短枪都有，可翻遍全营找不出一挺轻机枪——不是没有机枪手，是压根没有机枪。弹药箱里没几发子弹，训练用的靶纸都舍不得用。 附近的百姓远远看见这队人影晃过来，摇摇头，说了句实在话：“叫花子营又来了。” 这个外号不带恶意，是实情。新四军刚组建的时候，装备差是全国出了名的。1938年4月，全军只有炮1门、机枪57挺、长短枪6231支。一个营凑不出一挺机枪，在当时不算稀奇——可被人当面喊“叫花子营”，总归不是滋味。 可三个月后，就是这支“叫花子营”，在两仗之后，全营装备焕然一新，成了皖南头等主力。这两仗到底是怎么打的？那个把“叫花子营”带成主力的营长，又是谁？ 二、成钧：一个“降职”的红军团长 这个营长叫成钧，湖北石首人，1911年生。 他16岁就扛着削尖的竹竿参加了石首起义。后来在红军里当到团长，走过长征，进过抗大学习。按照这个履历，放到新四军里当个团长不过分。可组织上给他的命令是——去新四军第4支队8团当1营营长。 从红军团长到新军营长，明面上是降了半级。成钧心里有没有想法？大概有一点，但没写在脸上。1938年初，他赶到皖西霍山跟第4支队会合，正式接手了这支后来被称为“叫花子营”的队伍。 接手之后他才真正看清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全营三百多人，成分复杂得很，有农民，有学生，甚至还有当过土匪的。衣服五花八门，长袍短褂各穿各的。武器更别提了，连一挺轻机枪都没有。步枪多半是膛线磨平了的老套筒，打出去的子弹翻跟头，打不着目标。 成钧没有抱怨。他做了两件事——练兵，和等机会。 练兵这件事，他抓得极狠。没有靶纸，就用松枝当标记，风一吹枝头晃，人跟着调呼吸，练的是实战里的瞄准感觉。他蹲在旁边盯着，烟卷烧到手指头都不弹。他还特别注意挑那些眼神稳、手不抖的兵，挑出来单独加练射击。这些人后来成了营里的“枪尖子”，专门打敌人的军官和机枪手。 与此同时，他开始摸地形。不是坐在屋里翻地图，而是换上老乡的衣服，跑到公路边趴着数车。他要搞清楚日军运输队的规律——几辆车一组，多久一趟，走的哪条路，车上装的什么。 他在等机会。而机会，很快就来了。 三、第一仗：三辆卡车，一个转机 1939年2月中旬，日军第6师团从合肥、巢县方向出动，兵力一千余人，朝新四军第4支队压过来。 第6师团有个更响亮的代号——“熊本师团”。这支队伍参与过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华中地区最凶悍的部队之一。第4支队接到命令，向大别山外围转移。8团的任务是在桐城附近拖住日军，掩护主力撤退。 团长周骏鸣做了决定：主力趁夜绕北面山梁撤走，1营留下来断后。 成钧接了这个命令，没有废话。当天夜里，他带着三个连长换上老乡的褂子，摸到舒城至桐城段公路边，趴下来，一动不动盯了整整四个钟头。 他在数车。日军的运粮车队，三辆一组，每隔大约一小时一拨过来。车斗上蒙着油布，掀开看是米袋、弹药箱、军毯。成钧看清楚了规律，指了指路边一个塌了半边的砖窑，说了个位置：“头车进窑口，尾车刚过弯，打。” 那天晚上11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