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直接指挥了不少战役，著名的有三次反围剿、四渡赤水等。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调集1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 当时，红军刚刚从长沙城下败退而回，尽管在吉安打了个胜仗，但是规模不大。消息传来，总前委立即在罗坊召开了紧急会议。罗坊会议是红军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红军从游击战转到运动战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就是商讨怎么对付国民党这十万大军的。 当时，不管是一方面军指战员还是江西省委，无不震惊骇惧！除了毛泽东。因为当时红军尽管已有4万之数，但是枪支弹药严重不足，一小半的人只有大刀长矛。每支枪平均不到5发子弹。通讯还得靠原始的两条腿。而敌人不仅武器装备精良得多，炮弹子弹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有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从天上下蛋的飞机。——力量对比太过悬殊！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觉得：这仗没法打！不打，那么该怎么办呢？会上众人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但大致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逃，逃得越远越好；一种是散，将红军以连甚至以排为单位散个满天星。当然，也有主张打的，但有些人却不愿意在根据地打，因为在根据地打肯定会破坏根据地。他们有的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有的主张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外面去打。但主张打的是少数。 只有毛泽东坚决主张：打！他说道：逃，根本不行！你往哪儿逃？哪儿没有国民党军队？散，更不行！一旦散开来，就很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各个歼灭。只有打！怎么打？围剿军尽管有十万之众，但是，他们不可能捆在一起啊。（真的捆在一起就和他打圈圈）他们是以师为单位前进的，一个师也就万把人。红军集中兵力，以4万打1万，还是有把握的。另外，他主张把敌人引到根据地里面打，主要是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他把这叫“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合适的战场再“聚而歼之”。 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听起来是既清楚又明白，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可根本听不进去！极度的恐惧使他们连“打”字都不愿听。 毛泽东只有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几乎天天开会天天念他的经。同时他又极力关注国军动向。他不动声色地一天换一个会议地点，不断地把红军带到他预料的战场。 他本来想先打谭道源，但谭道源很谨慎，根本不敢孤军冒进，毛泽东在小布两次设伏却没打成。（事后得知是一个地主给谭道源通风报信。）倒是国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目中无人，很快就呈孤军突出之势。于是一方面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果断命令，在龙冈打张辉瓒。果然，一战即歼灭张辉瓒一个师并活捉了张辉瓒本人。然后红军又去打谭道源。谭道源跑得快溜了，但他的部队基本上都没了。（郭化若《诱敌深入，活捉张辉瓒》） 红军一仗即歼灭一个一万四千余人的整师，让其余的国军将领大为震惊，赶紧溜之乎也。这样，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被红军胜利打破了。 第一次反围剿，首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敢战的胆量！其次，“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打法开始使用。 第二次反围剿。 第一次围剿结束后一个月，蒋介石就重新调集了20万大军，以国民党军队副总司令何应钦为总司令，围剿中央苏区红军。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项英来了，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空降到江西来了。（顺便说一句，张国焘也是那时候被中央空降到鄂豫皖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但张和项后来的历程迥然不同：张成了四方面军的太上皇唯我独尊说一不二的新军阀，项则不被重视。）注意，他是中央派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尽管只是“代理”，但却实实在在是毛泽东的直接领导。1930年9月28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起先中央本来是派关向应前往江西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的。但关向应到达长沙时，由于红一、三军团第二次进攻长沙，无法通过，未能抵达江西苏区，所以中央便改派长江局书记江钧（即项英）前往。1931年1月上旬，项英经闽西到达中央苏区所辖的江西宁都县。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告成立。（不久又增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邓发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他一来就见毛泽东不顺眼，老是批他。（王、任、顾、邓也是一味的批毛。后来的宁都会议上，就是他们撤了毛泽东的军职。）（项英一直到死都不服毛泽东。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多次叫他北移与陈粟会合，但他就是不听，一拖再拖，直到顾祝同完成了合围他才同意出发。结果大家都知道。）摘一段郭化若《横扫七百里的辉煌胜利》里的话：“王明之徒，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东也批评，西也指责，把中央苏区说得一无是处。”但他一来就听说何应钦带着20万大军来了，当即胆子都吓破了，立马主张跑，最好跑到四川去。 毛泽东干革命，不光要对付敌人，许多时候还要应对来自自己的同事们的阻力，尤其是他的上级，许多时候也有下级。他一辈子遇到的困难，多若恒河沙数，巨如珠穆朗玛。 这时，一听说何应钦带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