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门阀、财阀，这几个词大家都耳熟，但"学阀"这个词，听过的人就少多了。这个说法，其实是毛主席年轻时从旧典籍里翻出来的，他借着这个词，狠批当年的私塾教育。 放到今天，学阀差不多就是学术流氓的意思——靠着知识垄断，把持教育和学术这两块地盘。学阀下面还有一大帮小弟：学痞、学棍、学霸，横行无忌。他们上能混淆视听，下能妖言惑众；管不了你身体，却能钻进你脑子。 杀人不见血，杀人还诛心。搁在过去，学阀的能量比现在更大，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最顽固的一股势力。 学阀的老根要从东汉说起，光武帝以后，历代皇帝都热衷学经，一场场全民读经的风潮刮起来，结果就是催生了一堆世家大族。 这些家族把某几部儒家经典当成自家的独门秘籍，代代相传，就靠这个在朝廷里占着高官厚禄，还顺手把国家选官的路子也垄断了。到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跟皇帝几乎平起平坐，晋元帝见王导要起身相迎。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骂王朗那句"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说的那个"举孝廉"，就是从西汉一路走到魏晋的选官制度。 那年头绝大多数人连字都不认得。掌握了知识，就等于攥住了屠龙术。儒生们靠几本书踹开了权力的大门，从此跟普通百姓分道扬镳。人一上船，就本能地想把后来的人踹下去。 于是精英们搞出一套门阀规矩：见面拱手互报家门，你是弘农杨氏，他是陈郡谢氏，那就能坐一桌；要是没头没脸的愣头青，对不起，请出去。 竹林七贤玩行为艺术，建安七子搞文学创作，追根究底不是门阀就是官宦。 他们靠知识特权，闲了放浪形骸，缺钱了跑去做官，不事生产。魏晋清谈误国的底色，就这么熏出来的。这帮人抱团庇护、敛财兼并土地，成了铁板一块的特权阶级——这就是学阀最早的模样。 隋唐搞了科举，世袭那套慢慢淡了，但学阀换了个马甲，叫朋党。新科进士按规矩得拜"恩师"，这个恩师不是教你读书的老师，而是当年的主考官。多当几回主考，门生故吏就遍布天下。 庆历六年司马光上任，官员倾巢而出去拜山头，除了恩师还结同年、拉同乡，纠成一张关系网。党同伐异成了常态，后来者不站队就吃不上饭。 苏东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反对激进变法，被王安石的新党挤兑；主张温和改良，又被司马光的旧党打压，一辈子颠沛，只好寄情山水。 到明代，东林党把学阀玩到了巅峰。刚起头时，东林书院那帮人讲议朝政、评点官吏，还有几分节操。 可到了崇祯朝，他们上台把控朝政，甚至组织黑社会对抗中央巡视组，反过来倒打一耙，煽情写下《五人墓碑记》，让人分不清谁是受害者。他们怂恿袁崇焕杀毛文龙，自毁长城。 李自成打到北京，崇祯让他们捐银子剿匪，一个个抠抠搜搜拿几十几百两装穷；结果李自成一顿拷打，从这些江南大地主身上搜出几千万两。崇祯吊死煤山，没一个东林党人去吊唁；清军入关，他们反而争相上表效忠，这就是学阀们的"气节"。 这套东西一直延续到民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整治学阀，请他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个委屈得写日记"呜呼哀哉"，仿佛受了天大的折磨。一个时代落幕后，学术界又冒出一批以"新三届"为主的学术明星。 早年的坎坷、经济上的困窘，让不少人心里憋着一股要补偿回来的劲。饿其体肤的记忆、上山下乡的磨砺、脑体倒挂的尴尬，最后都变成对资源的索取和对权力的贪婪。 能挤过独木桥、坐上大学教席，说明脑子聪明；但对学术真正的敬畏，很多人是没有的，甚至连做人的底线都松了。豪宅、名车、美姬、头衔、荣誉样样不缺，学术课题却往往言不及义、空洞剽窃。 我们眼下这套学术体制，大致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点点搭起来的，几十年下来慢慢定型，中间虽有小修小补，主干却几乎没动过。 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批人，到今天仍然稳稳当当地支配着学术界——这种情形放到别的行当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景观。 你看工商产业界，基本上三五年就会有新的一批风云人物冒出来，产业形态、商业模式的快速变迁，天然刺激着代际更替，新人一茬接一茬把老人拍在沙滩上，是家常便饭，谁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唯独学术界，代际几乎不动，八十年代那拨人到今天还是牌桌上的庄家，位子几十年如一日。这背后不是偶然，是有结构性的原因的，值得掰开来细看。 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循环生态，跟别的行当很不一样，这个差别是根子上的。 举个最直白的对比：产业界有市场做裁判，市场会对你的产品作出非常高效的反馈，卖得动就是卖得动，卖不动就是卖不动，一目了然，你的命运——是活是死、是红是黑——完全取决于这种反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容不得半点自欺。 学术"产品"呢？好坏基本上是由学界内部的一套规矩来认证的，评审是自己人、把关是自己人、发表刊物的主编还是自己人，同门评同门、同派帮同派，外人插不上手。 这么一圈闭环下来，学术生态不容易被外部力量冲击，天然具有稳定性、保守性。 稳定当然不是坏事，一个学科需要基本的秩序和积累；可稳定过了头，就是板结、就是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