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的江南，水网密布，舟楫往来如织。太湖浩渺，波光万顷，寻常百姓在这一带捕鱼、行商，往来谋生，谁也不会对一艘不起眼的“冒头小艇”多加留意。然而，正是这些穿梭于水巷之间的小船，成了富子文一伙人贩子的隐秘舞台。 浙江乌程县人富子文，与其妻富沈氏、其子富大，纠结了陈大、俞九龄、鲍二、谢世荣、富大金等人，组成一个带有邪教性质的拐卖儿童犯罪团伙。 每年五月初五，他们便驾着小艇，驶向远方，伺机拐骗幼孩，然后带到太湖“杀之，以祭邪神”。祭祀过后，食其肉，煅其骨，制成丹丸。此种行为，残忍，无人性，令人发指，却又不可理喻。 富子文一伙行迹遍及江浙。乾隆五年（1740），富子文偕陈大、俞九龄、富大金，拐得幼孩赴太湖，杀以祭邪神，共食其肉，以骨煅炼为丸进行售卖。他们声称这种丹丸“可架大刑，可去私胎，可治劳瘵”，获利甚厚。 所谓“可架大刑”，是说吃了可以熬住官府的刑讯逼供；“可去私胎”，则是卖给那些需要堕胎的尼姑和妇人。据供述，他们曾将孩骨丸卖给“濮院之尼，乍浦之妇，以去私孕”。 中国历史上拐卖案并不罕见，但富子文团伙的残忍程度，已经刷新了这一犯罪行径的底线。清代《成案续编》《乌程县志》《续客窗闲话》等文献，留下了关于该团伙犯案的令人不忍卒读的记载。 乾隆五年（1740）六月，在平湖戏场，他们用符水迷拐李瑞臣之子。 乾隆七年（1742）四月，在苏州齐门外，他们迷得一名无名幼童，船行至吴江北栅，嫌孩子哭叫太吵，“恶其叫号，杀而食之，并粉其骨”。 乾隆九年（1744）七月，富子文在朱泾地方捞获死孩，“炼炙合丸”。 最疯狂的犯案，发生在乾隆十年（1745）。 三月二十九日，富大与陈大摇船至江南娄县陆家浜，诱拐了九岁女童卜三姑。陈大缚其双足，富大用剪刀剪去孩子的脚趾。在孩子的惨叫声中，他们将烈火烧红的铁针插入孩子的脚掌，孩子登时昏死过去。随后，富沈氏早已煮好石灰水，将孩子的双脚浸泡其中，“令肿烂，作为废疾”。一个九岁的女童，就这样在清醒与昏迷的交替中，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永远沦为残疾。 四月初一，在南浔，他们又迷拐了一个幼孩，“当即格毙，食肉炼骨”。 五月十三日，他们见到幼童蒋二在地里割草，便上前诱骗。蒋二不从，陈大与富大便强行将其拉下船。处置的方式与卜三姑如出一辙——以火煅铁针插入足踝，“以断其筋”。随后，他们取来致盲的毒药，逼卜三姑和蒋二一同饮下。两个孩子“即成瞽废”，被转卖给丐船，从此以行乞为生。 ▲富子文案部分诱拐记录。图源：成案续编 富子文一伙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迷拐男女幼童不计其数”。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筛选”逻辑：相貌俊秀的，卖往远方；相貌平庸又不甚聪明的，“杀食其肉，炙骨为丸”。此外，他们还曾花钱向接生婆购买死婴，或在河沟中捞获死孩，一并煅炙合丸。 孩子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可供分类处理、分别变现的“材料”。 这伙人之所以能够长期逍遥法外，除了作案手段隐蔽、行踪不定之外，还因为他们以行医算命为掩护。他们出入市井，假托医卜之名，寻常百姓哪里会想到，这些“先生”竟是食人饮血的恶魔。 在该团伙疯狂犯案的乾隆十年，终于引起嘉善县令陈以刚的注意。陈以刚经过逐步侦查，破获此案，“供证凿凿”。 审讯之时，真相大白于天下，堂下的士绅百姓群情激愤。据记载，听审时“衿民公忿，将富大共殴至死”。愤怒的人群冲上堂来，将富大推倒在地一顿暴揍。县令惊堂木拍烂了也无济于事，只好让衙役用水火棍驱散人群。再看富大，已被打成一团肉泥。 团伙头目富子文则在监狱中惊惧病死。 《清高宗实录》载，浙江巡抚常安奏报：“除富大先经殴毙，富子文、毛可奇续报病故外，余犯按律究治。臣不敢草率完结，亦不敢稍有瞻徇。”乾隆帝阅后批道：“虽云未草率，然使重犯未正典刑，而先毙者三人，可云不疏忽乎？”字里行间，透出这位皇帝对这伙人贩子未能被明正典刑的不满。 事后，陈以刚还因此被参劾，罚俸一年，理由是：“富大系拐杀重犯，该县于拏获之时，理应严加管束，穷究伙党，乃该县失于防范，以致被众殴毙，殊属不合。” ▲主犯富大被众人殴毙。图源：成案续编 虽然富子文父子已死，官府并未就此罢休。依照《大清律例》中“采生折割”之律，对已死的首犯仍施以“锉尸枭示”。其余从犯依律斩决。 阅读当时的文献可以发现，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均对于首恶未能活着受凌迟之刑，感到可惜。 ▲乾隆帝画像。图源：网络 富子文案中提及的“采生折割”，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罪名。 所谓“采生折割”，是指采取活人的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以行妖术惑人。《大明律》《大清律例》均明确规定：“凡采生折割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流二千里安置；为从者斩。” 律文还特别解释道：“此与支解事同，但支解者止欲杀其人而已，此则杀人而为妖术以惑人，故又特重之。” 可见，立法者清醒地认识到，采生折割不仅剥夺生命，更是在以妖术挑战整个